深度理解元宇宙:从Cyborg、OBE、MEME说起

2022-01-27 18:46:12 作者:金色财经

2021年度的最热网络词汇元宇宙,还会在2022年热一阵子。

短短半年时间,元宇宙搅动商圈、资本圈、媒体圈,一大波新公司诞生,一大批元宇宙图书出版,我收到的就有赵国栋、易欢欢等《元宇宙》、《元宇宙通证》,于佳宁、何超的《元宇宙: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势》等。

朱嘉明老师在去年6月份发表的长文“元宇宙和后人类社会”,很好地梳理了“宇宙学”这一西方文脉中重要的思想渊源,讲述了基于VR技术的元宇宙来龙去脉,解析了元宇宙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未来面临的6大挑战,是难得的精彩文章。

这些睿智之作,令人受益良多。不过我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,也还没完全想好,姑且以三个关键词(赛博格Cyborg、脱体体验OBE、迷因MEME)为引,谈几点我自己的粗浅感受,向各位大家请教。

Cyborg,赛博格

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,很多人认为出自美国人类学家唐娜.哈拉维(Donna Jeanne Haraway,1944- )之手,也就是她1985年发表的《赛博格宣言》。其实这个词语真正的提出者,是当时在美国纽约的罗克兰医院医学中心的两位研究员:首席科学家克莱恩斯(Manfred Edward Clynes,1925-2020)和研究中心主任克莱恩(Nathan Schellenberg Kline,1916- 1983 )。

1960年9月,他们在美国《航空杂志》上发表了“赛博格与空间”的文章,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,认为与其在太空中为宇航员提供“仿照地球的生存环境”,不如用生物机电技术改造人的机能。这在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不过2年,美国开展太空探索的初期,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构想。

两位作者提出的Cyborg构想,将生命有机体与“外源性生物机电装置”连接起来,改善和调节生命体所需要的生存条件(温度、压力等),以及血液、生物酶、循环系统、平衡系统、感知环境,甚至精神性的需要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克莱恩斯本人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音乐家、钢琴演奏家(曾为爱因斯坦演奏),是最早一批(1954年)运用计算机模拟技术,研究和构造人的感知循环的学者,1960年就发明了一台便携式笔记本电脑,造价高达一万美元,用于提取生理电信号,研究大脑神经元的活动;克莱恩则是“精神药理学“的开创者,曾与团队开发出治疗高血压的利血平,以及治疗抑郁症的异丙烟肼类精神药物,两次获得拉斯克奖(被誉为美版诺贝尔奖)。

克莱恩斯和克莱恩,两位学者在60年代研究“生物-机电复合体”并非孤例。上世纪40-60年代,美国电子、控制、信息和神经生理学术界和工程界,举行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讨会,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领域原创性思想的深入和扩散。

比如,1947年冬天到1948年春季,控制论创始人、美国数学家维纳为了深入探索“通信”这一术语在不同学科的理解和应用,把通讯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界的人组织在一起,在波士顿地区举行“星期二晚餐会”,参加这一聚会的,有当时的MIT电气工程系教授威斯纳(后来是MIT校长)、有利克立德(后来的互联网奠基人之一),有数学家、哲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工程师、声学和神经生理学家等。正是这样的讨论会,形成了控制论的三个核心思想:系统、反馈、人机关系。

维纳当时的思想,倾向于将机器拟人化,比如传感器对应人的感官,控制执行机构对应人的神经系统、运动器官;人机交互,对应通信的基本过程,输入和输出。

对控制论的理解,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微妙地划分为两个阵营:一个是机械主义;另一个是认知主义。前者将人理解为机器,致力于用还原论的数学物理工程方法,试图发现有机体的结构和运动机理,转而用机械方法重构有机体。后一种则将有机体视为黑箱,致力于从信息通信、行为交互的角度,建构有机体的行为范式,转而用控制论的方法建构有机体-机器的可控的模型。

再比如,纽约梅西基金会在1952年3月举行的梅西会议。与会者包括人类学家贝特森,他的妻子、社会学家玛格丽特-米德、神经生理学家罗森布鲁斯、与维纳共事研究防空预测项目的毕格罗、以及英格兰巴恩伍德疗养院的阿什比等。其中阿什比和贝特森是值得关注的两位,也是“被遗忘”的两位先驱。

阿什比早年开发的“同态调节器”,充分展示了他对“人机交互”的深刻理解。他认为,“同态调节器既是系统,又是环境”;贝特森赞同这一点,认为“大自然并不会把有机体和环境区别开来”。

阿什比认为,“大众所神往的控制论想法是错误的,它不是关于思维的机械化设备。判断一台机器是否有资格成为大脑的关键指标,并不是这台机器是否具备思维能力,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作出某些行为。”贝特森在他的著作《朝向思维生态学》中写道,“思维并不是存在于人的头颅之中,而是存在于整个系统中:思维内在于这个更大的系统——人类与环境共同组成的系统。”

不知为何,维纳并未参加梅西会议。但从梅西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,这是与“控制论”字面含义完全不同、更具有深度的思想,即“人-机共同体”的思想。这一思想,我认为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,具身性智能概念崛起的先驱,甚至是这一波人工智能再度兴盛的思想源泉。

进入80年代后,微型计算机(个人电脑PC)进入了“图形用户界面(UGI)”时代。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这个转折点的始创者是美国施乐公司的帕罗阿托研究所(这个研究所孕育了众多计算机关键技术),以及乔布斯设计的苹果麦金托什机器。

1985年,哈拉维在《社会主义评论》上发表了著名的的“赛博格宣言(A Cyborg Manifesto)”,她将赛博格描述为“对严格界限的摒弃”,即那将“人”与“动物”,以及“人”与“机器”分开的界限。她认为,“一个赛博格就是一个生控体系统,是机器和有机体的一种组合,是社会现实,同时也是小说里虚构的生物。”她用C3I这个著名的符号(指挥、控制、通信+情报),说现代战争是赛博格的狂欢,“我们都是赛博格”。

哈拉维是一位哲学家,尤其是后现代和女性主义哲学家,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。她的著作还包括《灵长类视觉——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、种族和自然》、《类人猿、赛博格和女人》等,目的是解构人们对于身体、性别、族裔的认知。在《赛博格宣言》中,她批判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观念,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强调的身份认同政治,宣言主张以亲近性(affinity)取代结盟(coalition)。她用赛柏格的形象,敦促女性主义者超越传统的性别、女性主义和政治的局限。

众所周知,在二战之后的20年里,对“弹道导弹+原子弹”的恐慌,转化成疯狂的自动装置、智能装置的研发,进而与波涛汹涌的60年代反叛思潮、反主流文化纠缠在一起,极大地释放了人们对机器、对未来、乃至于对上帝的想像力。

可以学习、自我复制、自我创设的自动机器,不但意味着更强大的武器系统、防御体系,也意味着机器日益紧密地渗透、嵌入到有机体的行为之中,进而重新塑造人的认知。

在这20年里,涌现了大量的新闻解读、科学著作、科幻作品,如《新闻周刊》1945年的封面文章《按钮战争》、1950年MIT戏剧社上演的科幻剧里出现的“机器人”、阿什比1952年的《大脑设计》、1960年利克立德的《人机共生》、同年Maxwell Maltz的《心理控制论》、Alice Mary Hilton1963年的《逻辑、计算机器和自动化》,以及她提出的赛博文化、冯内卡特1966年的《2001:太空漫游》、1968麦克卢汉的“地球村”、Herman Kahn1967年的《公元2000年》等等。

赛博格这个术语,可以看作维纳的控制论“失控”的一个标志,也可以看作控制论思想超越工程技术,进入有机体生命世界,进入政治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领域的一个分水岭。

在这一概念的催化之下,60年代涌现了大量新奇装备,包括即时感知设备、外骨骼系统、人机合体、增强触觉、头盔显示器、行走机器人等等。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语境下,被认为是尼采“超人”理念的觉醒,是机器的觉醒,是这样一种信念:人类进步不再被动由生物进化所驱动,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1965年,英国数学家Irving Jack Good认为,“人类的存亡取决于超级智能机的早期建设”,1970年,科幻小说家Vernor Vinge将“智能大爆炸”命名为“奇点”。

2005年,预言家Ray Kurzweil出版了《奇点临近》一书。他更在2009年成立了奇点大学,认为2045年“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将不复存在。”

可以说,赛博格这一概念,是超越传统机械还原论的两分法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。一方面,对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在有机体,整个自然环境都是活的,是充满生机的。1968年英国独立科学家、环保主义者James Lovelock和美国生物学家Lynn Margulis提出的盖娅理论,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

可以说,从控制论到共生论的转变,是赛博格引发的深度思考。这一思考到今天看依然充满活力。

当然,需要看到的是老一辈控制论创立者维纳的担忧。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军事研究系教授,生于1975年的托马斯·瑞德撰写的《机器崛起:遗失的控制论历史》(王晓,郑心湖,王飞跃译,机械工业出版社,2017年5月出版),非常好的回顾了这段历史。今天看来,其实真正遭受遗忘的是控制论的创始人、数学家维纳。他看上去像一个悲观主义者,但其实是二战以来为数不多的饱含人文精神的科学家。在1961年新版《控制论》中,维纳问道:机器可以生育另一个机器吗?他指出,“如果机器变得越来越有效率,并且在一个越来越高的心理层面上运作,那么,机器占统治地位这一灾难将距离我们越来越近。”

OBE,脱体体验

大约十年前,我开始在大学课堂和各类论坛峰会上,分别以“互联网前沿思想”、“互联网:千年大事”、“认知重启”、“互联网到底改变了什么”等为题,探讨互联网的思想渊源。其中反复提到的一个词,叫做“OBE(out-of-body experience ,脱体体验)”。这个词代表过去20年来,计算机科学家、心理学家、神经生理学家,甚至哲学家所做的一系列实验。这些实验有一个共同的指向,就是回答一个问题:在虚拟环境下,人的自我认知、自我意识,将会发生何种重要的变化。

OBE(Out-of-Body Experience)这一术语,是英国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无线电工程师和超心理学家泰瑞尔(George Nugent Merle Tyrrell ,1879 - 1952)提出的,他参与了早期无线电技术的发明,但最感兴趣的还是“人的幻觉”这个主题。1943年,在他出版的《幻影( Apparitions)》一书中,创造了OBE这个术语,这个词也被通俗地翻译为“灵魂出窍”。不同于一般的“通灵术研究者”,泰瑞尔关注的幻觉行为,是某种人通过“超出肉体”的超感知幻觉,从体外“看到自己”的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。实验心理学、生理学家发现,OBE 可由创伤性脑损伤、感觉剥夺、濒死体验、解离性和迷幻药物、脱水、睡眠障碍引起,也可以通过做梦和对大脑的电刺激等原因引发。也就是说,OBE可以被某些外源性因素来诱导和引发。

比如说,睡眠麻痹(sleep paralyzes)是这样一种状态,在醒来或入睡期间,一个人有意识但无法移动或说话。民间俗称“鬼压床”。在睡眠麻痹期间,人们可能会产生幻觉(比如听到、感觉到或看到“神灵鬼怪”或者吓人的事物。这种感觉往往让人觉得窒息或感到恐惧,并伴有胸部压力感和呼吸困难。

2007 年 8 月,当时在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的Henrik Ehrsson,在《科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,展示了一种透过虚拟现实技术的实验方法,该方法诱导参与者出现OBE的体验。据称实验过程如下:

研究参与者坐在椅子上,戴着一个VR头盔。头盔上所连接的左右两个摄像头,放置在参与者身后两米处。

研究人员站在参与者旁边(在他们的视野中),并使用两根塑料棒同时触碰参与者的胸部和背后虚幻身体的胸部。

经过多次触碰之后,对虚拟身体采取的任何击打动作,将引发参与者自身的生理反应,比如尖叫和躲避。

这一实验有多个团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。实验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:

我们的“感官-认知”系统,经历上百万年进化的塑造,已经固化成为某种认知闭环。经由“六根”(眼、耳、鼻、身、舌、意)带来的感觉刺激,是形成大脑对外界反应、印象、观感、体验和认知的核心。这个固化成型的认知闭环,会带来两方面的认知“准则”:

第一,各个感官各司其职,功能是固定的;比如眼睛是用来看的;耳朵是用来听的;

第二,各个感官通道被我们使用的比例是固定的,比如视觉输入和声音输入,所传递的信息有固定的分配比例。

事实上,认知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,从大脑神经元的底层结构看,存在所谓“联觉”的现象,也就是说,大脑神经元其实是一样的,这种感觉分工,只不过是千百万年物种演化的结果。

这跟OBE什么关系?事实上,OBE实验的意义在于,它揭示了从认知底层“重新塑造感官闭环”的可能。上述实验的迷人之处在于,当技术手段可以用来把人的视觉、触觉等错位连接,人就可能进入某种迷失的状态,人会恍恍惚惚。

人这个物种长期演化的一个结果,就是感觉-认知闭环已经塑造成型;换句话说,人类与环境的长期交互,已经使这样的感官-认知闭环成为人类与自然、世界接触、交互的重要基础。甚至是神经-生理基础。今天的智能科技(包括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等等)已经出现这样的可能:重新编码、塑造这一感官-认知闭环。这件事情非常重大。因为人类迄今所积累的全部知识、经验,都源于旧的感官-认知闭环。我把这个过程称作“六根重塑”。

今天的虚拟现实技术,或者脱体实验,还仅仅是个实验,你假如想象未来裸眼3D技术,增强现实技术,沉浸式虚拟现实,未来的客厅、卧室、教室、医院、办公室,今天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些空间,都被虚拟现实技术装备之后——真正的“元宇宙”降临,人将会被再度“塑造”成何种物种?

这半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关于元宇宙的研讨会,但感觉不是太好。这些异常兴奋的谈论者,除了把元宇宙当作“下一个风口”、“万亿级商机”之外,其实思想上需要深究:元宇宙的焦点是人的重塑。。

我在1月19号,写了一段话,给苇草智酷的合伙人们,觉得对元宇宙的讨论,亟待从思想上做更加扎实、细致的梳理。主要有这5点:

为何“元宇宙”对未来如此重要?

元宇宙是非常重要的“聚合框架”,把此前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、加密货币、物联网等数字科技很好地综合在一个有机的框架中,并聚焦符号表征、计算、交互、具身性等数字世界建构的基础技术,致力于构建与实体世界相互连通、相互影响、相互塑造的数字世界。

元宇宙的生成与建构过程,将深刻改变以往人们透过感官界面认知世界的过程,大大拓展(延展)人的感知能力和感知界面,进而深刻影响传统知识建构中诸诸如哲学、心理学、语言学、人类学、历史学等领域的核心观念,深刻影响人类对过往知识积累中沉淀的思想观念、道德伦理、自由意志、生命智慧等。

这个议题亟待从开放、跨语际、跨代际的角度深度研讨。

元宇宙到底蕴含何种思想和观念的重大变革与挑战?

表面上看,元宇宙是人类认知界面的拓展和人类感知能力的增强。但元宇宙带来的重要挑战和蕴含的风险,更值得深入思考:虚实世界中,多重自我下的人格分化,乃至于人格分裂问题;虚拟生命的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问题;善恶问题与伦理挑战;世界秩序的来源与基本支撑;意义问题等。

元宇宙蕴含的催生全新观念的可能性?

数学宇宙的合理性(基于惠勒的万物源于比特思想),平行世界与多重宇宙;世界的连续性、离散性与随机性;无机物与有机物的边界与融合;实时、并发、连通性与场域;存在万物统摄的大框架吗?天人合一的观念如何更新,以及元宇宙下的新神话是什么?

人的认知重启与行为重塑是什么?

是否存在新的觉醒时刻?智能技术框架下的人-物关系与人-机关系是什么?技术介入生命与可编撰世界的元规则与技术本体论;人的自我驯化将如何重新定义生命?

可以预见和预期的元宇宙演进路径是什么?

元宇宙可能以集聚的方式,催生一个前所未有的“创造性追溯”时代,人们将在虚实交互的环境下,重新理解此前被定居文明塑形的历史。传统的知识构造方式被全面重新审视,这种重新审视的方式将以主要以参与式、沉浸式、交互式游戏的方式展开。游戏不再是纯粹的娱乐、消遣,甚至消耗,游戏是积极的、生产性的。(德勒兹、巴塔耶;刘慈欣《超新星纪元》,创造“玩”的世界)

重新审视“世界共识”的产生方式与维系方式,超越基于善恶二元、黑白两分的世界建构,超越基于理性计算、政治意识形态和族裔认同的世界建构,从同理心转向同情心;重新理解崇高与神圣的力量源泉。

今天的知识谱系、以及人类的认知方式,已经蕴含极大的底层Bug,但是操作系统已经板结得如此坚硬了,重新替换这个操作系统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。但挑战恰恰在于,这一旧的知识谱系,难以支撑未来。

MEME,迷因/模因/迷母

前不久以92高龄去世的美国社会生物学家E. O. 威尔逊(Edward Osborne Wilson,1929-2021),在40年前有一部著作《基因、心灵与文化:协同进化的过程》,这是他与加拿大多伦多医学教授查尔斯· J. 拉姆斯登(Charles J. Lumsden, 1949- )共同撰写的。在这部书里,作者深入诠释了1976年道金斯在《自私的基因》中提出的MEME(被译作迷母、迷因)概念,从而让底层的基因与上层的社会文化基因之间,形成某种错综复杂的交互与勾连——试图探究、跨越这种层级间的束缚,事实上一直是西方思想,以及科学艺术文化永不衰竭的“母题”。

从世俗角度说的。今天人们所拥有的知识、能力,实际上超出了理智可以掌控的范围。比如智能科技就是如此,OpenAI公司推出的GPT-3深度学习算法,就是一例。如果强大的算力已经能够吞下整个人类生产的所有文本、符号,并飞快地“消化”之后,这个世界就被越来越多的“机器生产内容”所包裹。这是无法挣脱的未来。没有刹车。技术伦理已经无能为力。因为思考总是“离线”的、沉静的。但速度革命不会再给你从容不迫思考的太多余地了。一个被迫卷入、裹挟的人造世界,更加真实的展现在面前。

MEME这个词,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处境:人的塑造不再单一仰仗生物意义的“自然进化”(这一进程自打人类开口说话、使用石器的50万年前就开始了,只是最近的50年在极速狂奔),而是需要同步接收“人造世界”的洗礼和驯化。一种既是天生的,又是自建的生命历程,同步展开,且难以彼此剥离。

基因Gene和MEME(被翻译成迷母,谜因)之间的交互作用,是理解个体与群体、个体与社会之间共生演化的关键。这一观点来自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。后发现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、脑科学家,还有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聚焦这一问题:复杂思想的重要学者Holland所说的“膜”、“层级”、“适应”。这一解释路径,极有可能受到“计算、编撰”理论的影响,从而把生命-社会的演进机制,转化为“积极有为”的目标导引。这既给人启发,又令人忧虑。

为解释意识的起源和机理,对大脑深处的神秘机能的探讨,在100年前就开始了。1928 年的某一天,加拿大脑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德· 彭菲尔德(Wilder Graves Penfield)正在给一位患者做手术。手术探针接触到病人右侧颞叶的某个部位时,彭菲尔德小心翼翼地施加电流,刺激这个部位。奇迹发生了——病人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前的熟悉画面,甚至“闻到了熟悉的味道”。电流刺激大脑皮层,竟然“唤醒”了病人沉封已久的记忆。25 年的持续研究后,彭菲尔德提出了“中央脑系统”学说,并因此被誉为脑神经科学的鼻祖。 

美国哲学家希拉里· 普特南(Hilary Whitehall Putnam),在其1981 年出版的著作《理性、真理与历史》一书中,将这一情景所引发的“思想实验”描绘为“缸中之脑”。普特南的思想实验是:假想某个浸泡在营养液中的大脑通过细细的导线与躯干相连。这个大脑对躯体动作的意识发出的指令,通过导线双向传递——此刻,你会认为这还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“人脑”吗? “缸中之脑”的画面多少有点儿令人毛骨悚然。但不容否认的是,正是这一概念和彭菲尔德的实验,激发了大量研究者、科幻小说家的想象力。“赛博朋克”(Cyberpunk)也成为20 世纪50 年代人工智能萌发以来,科幻写作领域的新品种。大家所熟知的大片《黑客帝国》《盗梦空间》《源代码》等,无疑是这一领域震撼心灵的大作。提出“赛博空间”(Cyberspace)的加拿大小说家威廉·吉布森(William Ford Gibson)、创作《深渊》系列三部曲的著名科幻作家弗诺·文奇(Vernor Steffen Vinge),都是这一领域的大家。

科学家之所以要从神经底层探究意识的起源,除了骨子里西方思想“还原论”的脉络之外,还有一个在启蒙运动之后被不断放大的思想,就是“人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,独立行走了”(康德+黑格尔)。上世纪60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勃发时期,碰巧出现了电子计算机这样一件神奇的机器。它的“可编程“特性,使得年轻一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。在数码世界中肆意冲浪、编撰操弄这个美妙的比特,让人不但爽,而且有某种“造物主”的快感。

理解今天甚嚣尘上的元宇宙概念,需要从“人的认知塑造”的角度,深入理解这样三个基本问题:

计算问题:“代码即法律,一切皆计算”是当今数码科技不假思索的思想基础。这背后的思想意味是什么?计算与表征,这一现代数码技术的理论基石,是建立在何种西方思想基础上的?

意义问题:这一问题长期以来,是以“次级研究课题”的面目,出现在心理学、认知科学、社会学、传播学等等学科中的,比如“意向性问题”,“欲望问题”等等。“意义问题”似乎需要提升到更高的层级。

知识问题:知识是认知的基础,也是认知的对象。知识建构与知识表达的边界,一直以来是“软科学”的形式存在。在融合东西文脉基本特征的前提下,是否可以提出“新知识论”的问题?

这三个问题当然是巨大无比的。但我觉得这三个问题中,至少可以较好地包容一些有意思的研究题目,比如说:

声音与符号:声音的表意性与符号的表意性之间,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?表意性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什么?流传到今天的符号文本,是历史残存知识的载体,但其实已经永久消失了太多的符号,更不用说永久消失了“声音”。这些对人的认知有决定性作用的声音和符号,其实是残缺不全的。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意向,建立在如此碎片、残缺的基础之上,却依然能呈现出斑斓色彩,这背后的机理是什么?

神灵的起源:神灵和神圣意识,是如何在千百万年人的活动中萌生的?这种神灵意识,又是如何分化为苏美尔神话、波斯神话、希伯来神话和东方神话的?

计算的起源:计算到底是何种基础结构?计算与命名是如何发生的?

4)认知结构的演化过程是怎样的?不同 的文化MEME作用下的认知结构,是如何转化为文化习俗、语言风格、饮食习惯、宗教仪式的?什么在变,什么不变?

在与邵青老师这两年的交流中,邵青老师将人的智能划分为三个层级:AI(算法智能)、LI(语言智能)和II(想象智能)。他认为,算法智能无法超越语言智能,语言智能又无法超越想象智能。如果上述成立,人类认知的架构就不那么简单。

我的理解是:

1)、算法智能AI:这个应该是三个层次中逻辑性最强的一层,但同时也是表达能力最弱的一层。算法智能基于两个基本原理,一个符号学原理(索绪尔/皮尔斯/罗兰. 巴特等);另一个是图林-丘奇命题(可计算理论),前者解决“表征”问题,后者解决“计算”问题。算法智能也叫做“符号表征与计算”。当代计算理论,是基于布尔代数(二进制)和逻辑演算的,我认为是所有计算模式中最简单的一种。

所谓“简单”,即这种计算模式,完全排除了符号学试图讨论的语义、指涉、意义问题。中国学者赵毅衡教授认为,“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”,这个说法我比较认同。遗憾的是,现在主流的算法理论,均将语义、意义问题排除在外,以至于人工智能的两位图林奖获得者Jeffrey Hinton(深度学习提出者)、Judea Pearl(贝叶斯网络提出者),近几年都认为当今的人工智能“走错了路”(原因是太过依赖大数据蛮力计算)。

2)、语言智能LI:这个层次其实是符号学的“硬骨头”,也就是说“语言中蕴含的意义”到底是如何“表征与呈现”的?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那里,就已经被提炼出来了。索绪尔语言学中,区分了Language和Speech,进而提出能指(Signifier)、所指(Signified)一对概念,前者是“声音Voice”,后者是“指涉的对象”。

能指的表征,往往被简单粗暴地符号化和图像化,但索绪尔的本意,我认为他更强调“声音”的原初性(这个需要研究)。换句话说,声音的“意指”性存在,要远长于符号、图像的出现(意符)。从人类开始学会说话到出现代意符号(包括图像),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然而,今天的符号理论,更多地致力于提出各式各样的符号解释学,但对这种“意指”如何脱胎、涌现于“声音”,进而凝结、附着、固化在符号和图像上,并沉淀为文化沉积物,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。

从这个角度看,算法智能AI的底座,其实是邵青老师所说的LI,也就是符号学的底座其实是语言学。

3)、想象智能II: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有趣的概念!这个概念比LI更加基础。换句话说,原初蛮荒时代的人类,特别在声音孕育的漫长岁月中,人在自然界生存繁衍的个体/群体经验,会不停地塑造人的认知的底层结构,这个结构是您所说的“想象智能II”的结构地图。我认为今天的认知科学对此毫无所知。

70年代Paul McLean提出了Triune Brain的脑模型,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想。我理解Triune Brain的洞见在于,人类脑结构其实继承了生命演化过程中的众多“进化遗迹”,这些“生命本能”的存在,伴随着人的进化史、人与自然的交互史;前者塑造Gene,后者构建MEME。

神奇的是,Gene和MEME会交叉缠绕,纽结成人与环境、与生物界共生演化的壮美图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单纯从算法智能AI就试图Hold住整个世界的欲望,的确是既浅薄又短视了。

当然: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。

算法智能也并非一无是处,或者算法智能也并不是如此“不堪一击”。这背后可能仍然蕴藏着尚未觉察的“玄机”。

1)算法智能的“符号表征”思想,很好地继承了毕达哥拉斯“数学”思想,并以“信仰”的形式,普遍存在于西方知识分子心中(如自然是用数学写成的;数学宇宙);

2)在语言智能层级,加拿大多伦多学派(Innis和Mcluhan创立)的第二代传人Robert Rogen,在《字母表效应》一书中清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:与写意文字相比,拼音文字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,是西方一神教、逻辑思维、典章化法律的基础支撑。这一观点的“文明优越论”绝非少数人的观点。

在这一主流观点的支撑下,Logos传统与拼音文字之间的纽带被神圣化了。这一神圣化的后果,即是对未来的“话语权”的当然肯定。

3)在“想象智能”这个层级,就很好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转向:预言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——这句话一直被视为硅谷的精神内核,这句话其实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。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被称为“流动性哲学”,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相对立的一面。在古典学那里,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几乎被历史所掩埋,只有残篇传世。但今天重读古希腊的学者发现,西方文脉的精神需要到苏格拉底之前去探寻。赫拉克利特的“万物流变”思想,提供了略显僵化的柏拉图思想的“解毒剂”。

也就是说,如果要批判“算法智能AI”,就绝不能停留在对其“遗漏语义”、“割裂意义”,干巴巴的符号演算不可能获得意义涌现等等层面。不幸的是,我看到的批判大致还停留在这个水平。

我猜测可能是两个问题:

其一,按照邵青老师所提的AI、LI、II这三个层级的解释框架,面对意义问题,算法智能AI并非“单打独斗”,虽然LI、II这两个层级我理解得还很肤浅,但我隐约觉得,随着LI、II这两个层级逐渐“渗透到AI”,三个层级共同面对“意义问题”,局面可能就大为改观了。解决问题的路径,在层级之间,而不是层级之内。

其二,数学与物理学等基础学科也在发生思想层面的变化(这个我不敢说有研究,只是关注),比如我注意到最近20年数学界在重新讨论“代数与几何的关系问题”;比如物理学的“超弦理论”等。

其三,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,极有可能带来“重构个体”的局面,我称之为“六根重塑”。如果“新物种”是未来的话,我觉得AI+LI+II,或许是理解和解释未来思想的一个有用的框架。

一点哲学思考:

从传播角度说,元宇宙的确是一个“好概念筐子”。但对这个概念的深度思考,需要超越现实的拖累,转向更深的思想和哲学。

主体性:虚拟现实的起点

如果从上世纪中叶训练飞行员的模拟器算起,虚拟现实已经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。1965年,美国施乐公司的科学家萨瑟兰就开发了交互式显示技术,奠定了后来个人电脑图形显示器的基础。1977年,萨丁(Dan Sandin)研制出数据手套,可以用手指与电脑交互;1984年VPL公司的兰尼尔(Jaron Lanier)首次提出“虚拟现实”的概念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,虚拟现实已经在动漫游戏、模拟仿真、训练演练、沉浸体验等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,特别近几年与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三维显示、神经网络、脑机接口等技术的融合,使得虚拟现实向数字环境建构、沉浸式深度体验、立体显示与交互等方向发展,日益显示出诱人的应用前景。

然而,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系统的数字技术,在引起人们兴奋的尖叫声后,越来越带来令人不安的遐想:在人类所构建的虚拟世界中,作为肉身存在的人,是否会迷失自己,从而丧失对自我的把握和认知?长期沉浸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,是否会导致人的精神迷乱?虚拟实景与物理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?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再认识。所以说,虚拟现实的技术发展将带来人的主体性的重塑,已经是一个紧迫的哲学问题。

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,是西方两千年哲学的主脉。从柏拉图开始一路到康德,西方古典哲学始终在追问“我是谁?”的问题。答案自然五花八门、流派众多。350年前的法国思想家笛卡尔,曾经为这个问题烦恼万分: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存在?借助“梦境分析”,笛卡尔最终整出一个金句:“我思故我在”。当然,影响后世的还不是这个金句(这个金句太多人都能脱口而出),而是笛卡尔创立的“思维方法”,人称“主体与客体的两分法”。简单说,就是在笛卡尔看来,横亘在主体、客体之间的边界是清晰的。

两分法可谓塑造了此后数百年人们看待世界、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。稍微想一想,可不是这么回事嘛!一个人,比如您,站在这里,眼观六路耳听八方,感知着周遭世界,盘算着、思忖着,与这个世界打着交道。这个世界就明晃晃地摆在那里,那可是“客观存在”啊,不管您看或者不看,闭上眼睛您都知道,“世界”就在那里。

当然哲学家眼里的世界,要比各位看官您眼里的世界复杂得多得多。“主体性”的问题在正根儿的哲学家眼里,挑战就没断过。古希腊的“忒修斯之船”就是一桩典型的公案。这一公案说的其实是“万物流变”——用中国话说,是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,或者“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。翻译成大白话,就是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”,或者“每一秒钟的您都与众不同”。

说这些闲话,其实是想说,不管读者诸君对哲学有多深的造诣,多浓的兴趣,“主体性”这一问题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。笛卡尔的两分法简单又奏效,且顽固地植入到人们的思想底层。不过,这一画面在过去的100年里,正被渐渐破拆。

凭着中学课本里讲过的相对论、量子力学常识,很多同学都明白了一件事,就是“观察者视角”,这比笛卡尔那个单纯的“主客两分”又复杂了一个数量级。因为,当您意识到有“观察者视角”这回事的时候,其实心中已经悄然植入了比“观察者视角”更高的视角,暂且称之为“上帝视角”。

用卞之琳的诗,就是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”

胡塞尔的现象学之后,一些哲学家对主体的问题暂时“悬置”起来(因为这道题实在是太难了)。哲学家开始回到现象本身。这时候,哲学家思考问题的角度,与笛卡尔“旁观式”的姿态相比,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。哲学家在思考“主体进入客体”的可能性(或者反过来,客体进入主体的可能性)。比如海德格尔,就试图用精妙的语言,描述、辨认着被抛来抛去的、千变万化的“主体”,在上下翻腾、纠缠不休的存在、这一刻的存在、稍纵即逝面目全非的无数个此在之间,那些说也说不清的关系。

没办法,西方哲学就是这个味儿。东方哲学的表述不是这样的。东方哲学要面临这种令人辗转反侧的话题,不是把酒临风、吟诗作赋,就是结跏趺坐、面壁不语了。

话说回来。

不管西方哲学如何流派繁多,不得不承认笛卡尔“两分法”的思想底座,还是太强悍了。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边界,以便能“把持住”这个世界,依然是各位瓜众挥之不去的朴素情怀。

这个坚硬的“主体性”与虚拟现实是何种关联呢?按照哲学家的解释,人的主体性其实是对人的独立性、自主性的确认。这种确认的关键是理性支撑下的人的抽象的规定性。当这种主体性受到怀疑、立足不稳的时候,人的存在就变得十分脆弱了。相应地,建构于这种主体性确认基础上的人的经验和知识,也将变得支离破碎了。虚拟现实所面对的,恰是“主体性”这一历经岁月所建构的“人的安乐窝”,这种自我意识、自由意志、自主经验,一旦遭遇数字世界的冲击,将对“主体性”这一人的认知底座,产生巨大的冲击。

2)、无缝穿越:真正的危险边缘

头盔是虚拟现实的标志性装备。如果按萨瑟兰发明的第一款可跟踪头盔算起,虚拟现实的起源,比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还要早一年,即1968年。数十年里,虚拟现实主要还是用在游戏、仿真等场景,作为工具来使用的,是人的感官的延伸。但今天的发展已经天壤之别。

虚拟现实已经使人们可以穿越虚实边界,进入有无之境。今天的虚拟现实研究者们,致力于从技术上探索这种“虚实边界的无缝穿越”,这种穿越可能对人的情绪、心智、认知带来哪些令人震撼的冲击和影响。如果说巨大的“冲击”在探查技术边界的话,那么对深远“影响”的思考,就属于哲学范畴了。

这是真正的危险边缘。

科幻大片总是给人们展现各种超越当下物理定律的景观,典型的就是时空隧道。人们对黑洞、星际旅行、时空隧道总是充满好奇和激情。在技术手段还十分匮乏的年代,科幻作者们就曾设想过时空穿梭机。不过,那毕竟是科幻大片的艺术展现。

人们对当今黑科技最大的恐惧和担忧,就在于可能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操控。从技术角度看,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这种可能性,体现在两点:一点是虚拟现实提供的。虚拟现实可以深度侵入人的感官系统,重塑人的感知界面,达到“以假乱真”的境地。另一点,是代码化。所有的数字装置,都依赖开放编码来运转。这些代码可能是事先写好的,也可能是动态生成的,还可能根本就像“被污染”的纸巾一样,“粘”到干净的代码片段上的。这两点让无论是专业人士,还是吃瓜群众,对技术驱使下的未来世界,既充满好奇,也充满恐惧。

思考这些问题,是哲学家的领地。

技术变革影响世界的程度,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具理性的范畴。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,人们对哲学、对思想的渴望就更加急迫。马克思曾指出,以往的哲学致力于解释世界,而今天的哲学则致力于改造世界。马克思天才地预见到,从古希腊到康德、黑格尔的古典体系,总是试图给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完满认识的哲学姿态,已经远远不够了。

虚拟现实的危险是什么?就是“界限消失”。用我这些年讲述“认知重启”课程的话说,我称之为“六根重塑”。技术深度介入世界的后果,就是人的感官被大大重构。我们所见、所感的世界,早已不是纯粹的“第一自然”,而是“第二自然”甚至“第三自然”。

如果还是沿用笛卡尔的“两分法”看世界,就会感到莫名的困惑和焦虑:过去硬邦邦、明晃晃的“主客分界线”,是这个世界平稳运转的保证,也是主客之间不可逾越之门。但是今天,至少这个门被打开了,甚至被拆掉了。

今天谈论前沿科技,往往会弹出一长串技术名词:5G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虚拟现实,如果再加上神经网络、基因编辑、脑机接口,那就更不得了。这些名词背后的技术联手起来,这个世界的面貌必然大变。中山大学虚拟现实实验室的翟振明教授将这一画面,描述为三个层级:最底层的是物联网为核心的冷冰冰的网络;中间是“主从机器人的遥距操作”,也就是交互层;上面还有一层,就是虚拟现实环境下的人际网络。

这就是说,未来我们可能会告别今天这个熟悉的世界:和煦的风,狂暴的雨,嘈杂的闹市,宁静的泊船~~画面还是那个画面,但你知道这一画面中,有多少添加剂,多少合成物,掺入了多少剂量的代码调制?

翟振明的思考,就站在这一画面的边缘处。在他眼里,这个世界不但是危险的,而且是“邪恶”的。或者换一个委婉的说法是,这个世界具备相当的“邪恶的可能性”。

为什么?因为这个世界将摧毁自由意志,摧毁人。与诸多具有人文情怀的工程师、科学家一样,翟教授坚定地认为,他之所以做这些实验,触碰虚拟现实的“危险边缘”,甚至申报技术专利,是希望“捍卫人的尊严”,希望像古罗马的门神雅努斯那样,守望过去,祈祷未来。万丈深渊的边界,善恶的分水岭在哪里?他没有画地为牢的假设(即一元论或者二元论,这恰恰是西方文化数千年争执不休的一个元问题),他内心只有一个愿望:为万丈深渊的边缘,插上警示牌。

六根与三观:亟待探索的造世伦理学

虚拟现实的意义,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两个:一个是它提出并深化了这个重要的问题,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,随着虚实边界的消弭,这个世界“堕落”的可能性有多大?另一重意义,我觉得是暗含的,即东西方文化的对话。

对未来世界的预测,这些年来悲观的论调其实已经不少了。比如受到广泛批评的马斯克的“脑机接口”。其实马斯克本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异常分裂。他一边义无反顾地试验着各种大脑植入芯片的可能性,另一边对未来世界极度担忧,甚至认为“人工智能可能在五年内接管人类”。另一位当红历史学家,以色列的70后教授赫拉利,在《未来简史》中宣称,99%的人在高科技面前都会蜕化为“无用之人”。这个说法其实并非赫拉利首创。

1995年9月,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,聚集了500位世界级的政治家、商界领袖和科学家,他们所描绘的人类“正在转入的新文明”中,有一个重要的特征,就是“在下个世纪(即21世纪),启用占劳动能力居民的20%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。”那么剩下的80%的人干嘛呢?布热津斯基还专门用一个词表达这层意思,就叫“靠喂奶生活(Tittyainment)”。今天人们更熟悉的说法叫“奶头乐”。(参见《全球化陷阱: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》)

当越来越多的头盔被卖出去的时候,当越来越多的裸眼3D成为日常生活无法摆脱的常态的时候,某种潜藏很深的认知重塑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。

比如“注意力”这个话题。注意力的问题,长久以来游离于严肃的科学之外。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,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个哲学问题,而哲学家又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“感知测量”的实验问题。过去4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探究,证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。美国艺术史家乔纳森.克拉里在《知觉的悬置:注意力、景观与现代文化》中指出,人们以为的“注意力”,与其说是一个“自然的过程”,不如说是对“意识”挤压的过程。通俗地说,就是人们以为“看世界”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过程,人们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“看视权”。但殊不知,经过千百万年与周遭世界的视听感知交互,“本能与天性”中已经慢慢渗透、沉淀、挤压成型了大量看世界的“取景框”,这些个取景框,构成了人们“看世界的意识构造”。

电学和光学效应,被用于广播、电话、电视,直到今天的电脑、互联网、手机的150年里,一系列声光电的生活装置和生产装置,其实已经悄然改变了人的“六根”。现代人的“六根”与秦汉时期、唐宋时期人们的“六根”已经大大不同。如此说的话,“三观”怎么可能毫无变化地沿袭至今呢?

六根重塑,其实在哲学、伦理学的意义上,就是重塑三观的过程。

技术对生活世界的重构,从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。只不过这种重构时而缓慢,时而急速。讲一点近代艺术相关的话题。近代艺术家为何在19世纪中叶之后,陷入某种烦躁不安的境地?为何在数百年宫廷画、写实主义的土壤中,忽悠长出了“印象派”的色彩斑斓?有很多因素,但其中一个因素,可能是化学颜料的出现。

对达芬奇、鲁本斯、拉斐尔那个时代的人来说,手工调制颜料,是一个画家的本分。现代画家已经没有了这一“福分”。化学颜料的出现,仿佛给画家装上了“义肢”——换一种说法,就是画家其实被截肢了。这就是“六根重塑”的真实过程。

当这件事情一旦发生,或者一旦被意识到已经发生,剩下的事情就变成“遥远的追忆”了。生命列车,已经驶入了扳好的另一股道岔。

虚拟现实的深入研究,需要关注其哲学层面“长期演化路径”,核心思想是提醒人们“要开始应对无节制的技术颠覆”了。

虚拟现实绝不仅是技术,而是事关人类文明的存续。对中国人来说,基于传统东方文化领悟“天人关系”是理解虚拟现实的一个重要视角。100年来的哲学思潮,最伟大的发现,其实是发现不可能。“空无”,并不是“空白”。中国古代贤哲的智慧,对超越有无之辩、有无之境,天然有自己的独到视角和言说。无论孔孟或者老庄,驾驭有无的至妙法门是除却黑白的第三极:中道。

用中道的思想“统摄”有无。这一点需要极大的耐心、极强的意志和精妙的自我把持能力。

这个世界并非用钻探、挖掘、还原法就可以穷尽。但今日之中国人,已经走出了明清时学者的那种局限性。那种船坚炮利的威慑之下出现的两极分化,要么投身于富国强兵,要么退居祖地、再度闭关锁国——这两条路都已经不能用当年的意蕴来衡量。中国人的祖训在兵略上,讲进可攻退可守,进退自如。在复杂多变、纵横交错的当下世界,要进退有度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,特别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5G、虚拟现实、数字货币等等高科技,正在铸造未来数字世界的新型基础设施的时代,一方面要有扎扎实实的硬核实力,另一边,还要保持巨大的虔诚和敬畏。能很好驾驭“为”与“不为”两者的,恰恰是中道。

但是,中道并非坐而论道。需要改造世界,也不能忘记解释世界。这个世界不但需要重新解释,更需要在改造中解释。

没有现成的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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